“在北歐工作，重啟人生”

貝茜本碩都在挪威留學，最近回到挪威，對她來說，有點像回到了自己的前世，生活熟悉，身心平靜。

說前世，是因為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，貝茜回中國待了兩年半。當時她本科畢業，算是從交換的巴黎學校“逃”回中國的。

回國後，她立即就體驗到了不同。在巴黎和挪威時，她和同學很少考慮實習問題，更多是去不同的國家交換，體驗不同的文化。但在上海的家裏，遠程上網課之余，她生活的重心是實習。短短兩年半，她一共做了七段實習。

《二十不惑》劇照

貝茜說，主觀上，實習可以解釋為，她想探索不同的職業，但客觀上，是因為她感受到了職場上無處不在的鄙視鏈，發現自己需要不斷積累經驗，才能進入最感興趣的買方投資部門。

她歷數自己遭遇的種種歧視：投行工作強度大，幹脆“不要女生”；自己的學校不參與QS排名，有的HR不了解，表示“不要海本”——實際上，貝茜說，她本科就讀的BI挪威商學院是歐洲頂尖的商學院；還有公司覺得，“你這種上海本地人肯定吃不起苦。”

那段時間，貝茜往往晚上11點才能下班到家，回來後繼續上挪威學校的網課，同時還自學了CFA（特許金融分析師）課程，增加競爭力。接受采訪時，貝茜的聲音聽起來神采奕奕，但她描述，實習時，她變得自閉，不敢跟人交流，因為明明很累，做了很多事，卻感覺做什麽都被束縛，做什麽都舉步維艱。

因此去年參加國內秋招，投了200封簡歷，只收到一個相對合適的offer後，貝茜決定回挪威找工作。根據她的了解，在挪威，金融業的工作時間也較長、女性占比同樣少，但相比國內還是友好一些：以咨詢公司為例，工作時間一般是8點到18點，如果周一到周四完成了每周工時（約35到40小時），周五就可以放假。

貝茜所在的BI挪威商學院（貝茜供圖）

另外，貝茜碩士就讀的挪威經濟學院現在也會舉辦“女性金融日（Women’sFinanceDay）”，幫助更多女性了解並加入金融行業。權衡之下，貝茜覺得，自己在這裏能夠體驗到更好的工作環境。雖然父母希望獨生女留在身邊，但看到貝茜的狀態，還是同意了她去挪威找工作。

和貝茜不一樣，陳七媽來到瑞典，更主要是因為北歐的自然環境。陳七媽的女兒出生於2013年，出生40多天後，就開始反復拉肚子，便血。當時北京的霧霾還比較嚴重，在灰色的天空下，帶著女兒通過擁堵的車流，一趟趟輾轉醫院後，陳七媽變得極度焦慮疲憊。

後來女兒被證明是易過敏體質，拉肚子是因為對母乳裏的蛋白成分過敏，但換了配方奶粉、見遍了北京的兒科消化專家，女兒的健康狀況依然沒有好轉。陳七媽開始認真考慮，要不要為了女兒，換一個能緩解過敏癥狀的環境生活。她最終圈定了瑞典這個非移民國家。

陳七媽說自己是一個比較“莽”的人，也就是行動力超強的意思。女兒出生前，她沒考慮過出國，而一旦決定出國，她在一年多時間，就完成了所有手續，並出租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和車子，36歲時與丈夫和女兒開始在瑞典“重啟”人生。

陳七媽供圖

在北京時，陳七媽是從事媒體工作的，到了瑞典後，利用以前在國內積攢下的資源，她和丈夫一起創業，開了外貿公司。雖然是從0開始創業，要事必躬親，但她卻感覺自己的時間充裕了許多，原因是瑞典客戶嚴格遵守八小時工作制，“動不動就要休假”。一旦客戶閑下來，陳七媽想忙也忙不起來，只能把時間花在“忙生活”上，比如帶孩子、做飯、遛狗、種菜、養花、做手工、讀書……

女兒則將這邊常見的體育運動嘗試了個遍，最近喜歡花樣遊泳和網球。對了，小女孩已經健康地長大了。剛來瑞典時，幼兒園和學校會專門為過敏的孩子單獨準備不含過敏原的免費午飯，再加上學校壓力小、戶外活動多，女兒此後已經很少出現過敏反應。

去年，陳七媽終於拿到永居身份以後，最後一塊石頭也落了地。

圍城內外

在和陳七媽差不多的年齡節點，Yoyo做出了一個截然相反的決定：當丈夫偶然得到新的工作機會後，她做主離開生活了十年的瑞典，一家四口再次回到中國。

Yoyo的丈夫從事芯片研發，前年被以前的博導介紹了一份位於珠海的工作，職級和薪資都是行業內頂級，機會難得。唯一的問題是，一旦回國，Yoyo將面臨失業：她在瑞典的工作經驗與國內的職場需要並不完全匹配，而且身為兩個孩子的媽媽，年齡在國內職場上也很尷尬。

在瑞典，Yoyo見過五六十歲的女性同事，還在沒有顧慮地頻繁跳槽和轉行，哪怕失業，只要交滿一年失業保險，也可以領取相當於工資80%的失業救濟金，每天最高可獲得1200瑞典克朗（約人民幣795元），持續300個工作日。因為父母雙方都強制休產假，生育問題帶來的職業困境，也被相對分散了。

因此，在外人看來，回國對Yoyo來說，更像是一種“犧牲”。不過在Yoyo的想法裏，小家庭始終是一個整體，回國後丈夫能有更好的工作，兩個孩子也能得到“更紮實”的基礎教育，“四個人裏犧牲一個人，我覺得是值得的。”回不回國，丈夫尊重Yoyo的意見，Yoyo最終拍板，回。

Yoyo供圖

花了一個多月時間，Yoyo打點好一切，在2021年飛回了國內。相比北歐生活，中國的職場雖然不完美，但回國的生活依然舒適自在。Yoyo形容，北歐生活和婚姻同理，都是圍城，沒有來過的人，幻想那裏是一座烏托邦，但如果只是厭倦競爭壓力，想要逃避，很大可能會遇到新的困難。

畢竟北歐的高福利、低貧富差距，建立在高昂的稅收和物價上。Yoyo舉例，在瑞典，一個二三十年房齡的80平米房子，即使地段一般，每月物業管理費也要每月4000多瑞典克朗（約人民幣2649元）。沒有積蓄、沒有工作的人將很難生存。而對Yoyo和丈夫來說，回國後，他們兩個人加起來的薪水比在瑞典更高，卻享受了更低的物價，生活品質反而更好了。

人工服務也貴而稀缺，陳七媽之前想要找人維修冰箱，上門費要500克朗，且要提前一個月預約。最後，她選擇跟著網上的視頻自學維修。為了省錢省時，她還學了很多新的技能，家裏要裝修新房，從刮大白、安裝家具，到重新走電、鋪地板，都是她和丈夫兩個人花了4個月做的。

完全的“躺平”是不存在的。這是貝茜的體會，她解釋，北歐只是不“卷”，但並不代表不需要努力。對外國人來說，語言就是一道攔住很多人的門檻。通用的英語只能滿足少數技術類崗位，與當地人交流的工作，都需要掌握本國語言。

挪威奧斯陸街景（貝茜供圖）

貝茜還發現，挪威雖然不存在明顯的種族歧視，但她同樣會因為語言感受到隱性的排斥。比如她與本地人一起租房，房東有事，都是通知室友，讓室友再轉達給她。很多人以為北歐是社恐者的天堂，但貝茜說，因為社會體量小，工作崗位不多，反而更需要靠社交來獲取機會，“還是要好好學挪威語，融入社會”。

陳七媽是自己創業，沒有求職困擾，但同樣倍受折磨。孩子的教育，買房這些，都要在陌生的環境裏重新蹚一遍。另外，新冠疫情開始後，公司的中國出口業務大幅萎縮，但為了拿到永居身份，她又必須保證流水和納稅。

陳七媽不得不想了很多辦法維持，包括在國內做自媒體、拓展丹麥業務，算是渡過了難關。但簽證還是遲遲不下，漫長的懸而未決的等待中，她連件家具都不敢買，害怕今天買了，第二天就被要求離開瑞典。

很多習慣也不得不割舍。在國內，由於工作性質，陳七媽的文化生活非常豐富，她時常去看電影、演出和展覽，也經常與媒體圈內其他朋友一起交流；但在瑞典，即使她定居的城市隆德，每年9月都舉辦大型戲劇文化節，她卻一次都沒有參加過。

《一個叫歐維的男人決定去死》劇照

如貝茜所說，語言是大問題。作為中年移民，陳七媽很難像女兒一樣，將瑞典語掌握到母語的程度，日常生活沒有問題，但難以完全理解當地人的文化。她與另外一個背景相似的朋友交流，朋友說，習慣文藝生活的人，來到異文化中生活，難免會進入一種“失語”的狀態，無處吸收，無處表達。

會失去的不僅僅是語言，也有國內的關系與感情。陳七媽和丈夫家裏四位老人都已高齡，但瑞典的簽證政策不允許將老人接來長期生活，老人也不願意搬離中國。所以至今她都沒想好，怎麽解決老人的養老問題。疫情期間，父母每天都勸她回國，她也每天牽掛父母，但當時簽證還沒下來，一旦離開，就再也不能進入瑞典。三年疫情，陳七媽一次也沒有回國。

這些困難，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氣面對的。陳七媽說，自己可能收到過幾百人的私信，都是咨詢北歐生活的問題，她給其中二三十人回復過，但目前為止，這些人中，還沒有一個人真的過來。

《歡迎來到瑞典》劇照

人生的容錯率，與“剛剛好”的哲學

移民北歐的人不多，甚至留學的也不多。貝茜理解其中緣由，她以留學舉例，北歐學校的QS排名往往並不高，甚至不參與排名，其文憑相比歐美名校甚至國內名校，都沒有太大的競爭力。因此，只有兩種人選擇到北歐留學，一種是單純想體驗一下人生，一種則是決心在國外工作。

作為極少數打算通過留學，在挪威工作甚至定居的中國人，貝茜對兩邊同齡人的狀態感受尤其明顯。

她說，自己在挪威的同學，讀書時很少考慮就業的問題，大家都覺得，人還有一輩子可以工作，花幾年尋找自己想做的事，根本不算什麽。比如貝茜的室友本科，讀了電影專業，畢業後環遊世界，結束後又重新讀了金融專業的本科和碩士；另一個面試時認識的前輩，因為喜歡孩子，本科畢業後做了一年幼教，又去讀了一個能源方向的專業，現在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任職。

《羞恥》劇照

而在國內的同齡人身上，貝茜明顯感覺到一種完全不同的氣壓，很多人的人生方向從高中開始就註定了，“默認只有高考成績好的才能讀金融專業，沒考上985、211，基本上跟金融工作就無緣了；但挪威所有人想學金融就可以學，沒有實習經驗也可以就業。”哪怕是已經去了挪威交流的國內交換生，除了完成學業，往往也同時在考證、在做線上實習，為就業做準備。

她用“人生容錯率”來總結其中的差別，即人生容錯率高的地方，做選擇時不需要瞻前顧後，每一種人生都值得嘗試。北歐因為人口密度小，社會和福利體系都很發達，因此不必擔心“走錯道路”，不合適，再換一條就是了。

親身旁觀了兩種成長模式後，Yoyo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。大兒子剛出生時，她和丈夫本來希望孩子能在瑞典輕松快樂地成長，不必復制父母當年從小城市出發，一步步考學、出國的成長軌跡；但等兒子上了學前班，Yoyo發現，學校裏教的知識非常有限，小學階段沒有任何考試，也幾乎沒有家庭作業。同時，Yoyo還看到，身邊有些朋友從瑞典回到中國後，孩子很難跟上國內的學習進度，她慢慢變得有些動搖。

Yoyo開始在空閑時間給孩子輔導功課。瑞典的小學下午三點放學，那之後，本地孩子還在學校玩，Yoyo已經提前和老板打好招呼，從公司過來接兒子回家。她每天會花至少兩個小時教他們中文和數學，在她看來，這是幫孩子贏得更多應對未來不同的可能性。

（Yoyo供圖）

不過好在Yoyo和陳七媽的決定雖然截然不同，她們與家人卻都沒有後悔。

Yoyo一家人現在居住在珠海橫琴，相比於娛樂場所寥寥、冬季漫長的斯德哥爾摩，這裏全年可以進行戶外活動，還有許多孩子們喜歡的景點，周末全家人常常一起出遊。兒子喜歡日料，Yoyo喜歡海鮮，在瑞典時，家裏不能經常出去下館子，回來後每周都消費得起。

得益於她在瑞典時的家庭輔導，兩個孩子回國後也迅速適應了新學校，甚至在班裏成績名列前茅。Yoyo問過兩個孩子想不想回瑞典，覺得哪邊好，結果兩個孩子每次的答案都是，覺得這邊的生活比瑞典好很多，不想回去。

Yoyo自己也找到了一份新的財務工作，雖然工資不比瑞典，也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新適應，但能讓她同時兼顧家庭。丈夫現在一周四天都要加班到深夜，無法像在瑞典一樣，和她分擔一半的育兒工作。不過因為國內公立學校課程密集，Yoyo反而覺得，再“雞娃”也沒有什麽意義。為了保持自己的職場競爭力，如今Yoyo一直在堅持學習和運動，還考慮再讀個博士。

陳七媽也慶幸自己到了瑞典。她設想過，如果還在國內，她這些年的日常應該是這樣：周末帶女兒去醫院、平時為女兒準備無過敏源午餐，還要應付工作和人到中年的焦慮。

《歡迎來到瑞典》劇照

而在瑞典，孩子健康，也沒人在意她的外表、年齡和地位。陳七媽說，以前她很在意別人的評價，比如是不是個成功的人，有沒有好的工作，40歲了有沒有完成自己的夢想。但現在，她覺得只要自己開心，即使沒有大房子、沒有特別多的錢、沒有穿戴名牌，也挺好的。

陳七媽給我解釋，瑞典有一種生活哲學叫“lagom”，類似中國的中庸之道，意思是“不多不少、剛剛好”，不參與競爭和排名，也不給自己“一定要做到最好”的壓力。這種包容度提升了人生的容錯率，畢竟許多時候，選擇本就沒有對錯之分。

陳七媽現在也這麽想，談及女兒未來的職業發展時，和大多數中國家長一樣，她希望女兒可以像自己一樣接受高等教育，但後來她猶豫了一下，“話說回來，如果她做木匠也特別開心，那就去做一個木匠吧。”

而更加年輕的貝茜，離開上海時，她並不確定，自己百分百就能在挪威找到工作。眼下，她還在忙著學語言、找工作、準備畢業，期待塵埃落定。